先说一个假设。
你有一笔债权。法院执行了好几年，被执行人早已不知去向，案子终本了，钱要不回来。你把这件事交给一位律师办。
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你，说：这笔债权，我自己出个价买下来吧。
你会怎么想？
两种反应都很自然。一种是不舒服——我请你办事，你倒看上了我的资产；另一种是接受：这笔钱我自己也要不回来，有人肯出价接盘，价格谈得拢，那就卖。
两种反应都有道理。所以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条件下，这笔交易是干净的。
一、规则不禁止身份冲突，它要求说清楚、得到同意
民商事法律对这类情况有明确规则。
民法典第168条：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
这条通常叫作“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它的结构值得注意：法律没有一律禁止，而是设成“原则上不行，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就可以”。
立法思路是清楚的。利益冲突没法靠禁止消灭——你确实可能想卖，他确实可能想买，双方都有真实需求。规则能做的是保证一件事：你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它卖掉的。
换到公司场景，同一条思路又出现一次。公司法第182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应当就与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有关的事项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关联交易也是这个结构：先报告、先决议，然后才可以做。
几处规则，一个逻辑：把身份冲突从“禁止”改成“披露加同意”。
二、受托人另有报告义务，但它的范围是“委托人要求”
民法典第924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
注意“按照委托人的要求”这几个字。它划定了报告义务的边界：委托事项不同，需要报告的内容也不同——一次诉讼代理、一段执行代理、一份常年顾问，各自要交代的东西不一样，不是一切可能相关的信息都在主动报告之列。
但有一处顺序不能颠倒。
委托人“要求”什么，是在他知情的前提下说出来的。而身份冲突这件事，恰恰是他不知情时想不到要问的。所以第一条规则不能被第二条吸收：谁将成为交易对方，必须主动说明，不能等对方来问。
理由不难理解：这件事会改变他对交易的判断。同一个价格，卖给不认识的人，和卖给正在替自己办事的人，是两回事。后者还要多想一层——这个人对案子的了解比我多，他现在愿意买，是不是意味着什么。
至于其余那些不那么明显的信息，比如受托人对案件前景的判断、对回款可能性的估计，他有没有义务在谈价之前主动交出去，法律没有给出直接答案。交出去，等于把自己的职业判断送给交易对手；不交，事后又可能被指责为隐瞒。这条线只能在个案里去划，看的是：这个信息是否已经重要到足以改变对方的交易决定。
三、价格差本身不说明任何事
折价受让债权，是不良资产处置里的常态。
一笔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执行程序已经终结的债权，市场价值本来就远低于账面金额。买家赚的就是这个差价，同时承担着钱再也收不回来的风险。做这门生意的人，靠的是尽调能力和回收能力。价格差本身就是“不良”这两个字的定价结果。
评价这类交易，基准要放在交易达成时：这个标的在当时值多少。事后回收了多少，取决于运气、执行力度和债务人有没有财产，这些在交易时都是不确定的。用事后的结果回填事前的价格，等于让买下不确定性的人替结果负责。
最后，留两个问题
如果委托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出价的人，正是替他办这件事的人——他还会不会按这个价格卖？
受托人应该在什么时候、把话说到什么程度，才算说清楚了？
规则不禁止律师成为买受人。它要求的是：这件事在双方都知情的情况下完成。
这类问题怎么处理，可以看律师服务入口；相关旧文：网贷债权转让诉讼的合规审查、律师费不是钱，是资格。
本文引用的条文，以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