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嘉兴海盐县的陈先生，跑货拉拉送货。不抽烟，不喝酒，衣服6块多，裤子12块，鞋子穿儿子剩下的，住了二十年的旧平房，村里人都盖了新房，就他家没修。就这么省，二十年攒下789万。
今年4月，一通电话。对方自称上海某私募基金的工作人员，说可以帮他省炒股的手续费。5月，对方让他换一款软件，资金要先过“安全账户”。六天，六笔转账：189万、200万、50万、170万、120万、60万，合计789万，全没了。转完最后一笔，对方发来一条短信：“谢谢你，你是我最大的客户。”
社会舆论的注意力集中在“怎么防骗”——这很重要，但陈先生此刻需要的不是防骗指南，是另一件事：钱能不能回来。
诈骗案里，追赃比抓人更紧迫。抓人只是开始，追回钱才是终点。而追赃的最后一公里，是执行。
一、钱是怎么没的
从刑事侦查的角度，海盐县公安局已经立案，刑侦正在侦办。
但刑事立案解决的是“谁骗的”，解决不了“钱去哪了”。追回钱的难度，来自两个结构性问题：
第一，止付黄金期已过。诈骗案的资金转移速度是以分钟为单位计算的。骗子在收到钱后会迅速转入多个账户，再转入更多账户——层层拆分，层层转移。越晚一天冻结，追回的难度就越大。
第二，收款方的性质决定追回路径。钱转给一家公司，而不是一个个人——这一点很关键。公司有对公账户，有工商登记信息，有法定代表人，有实控人。这意味着除了刑事追赃，还有民事诉讼的路径：起诉收款方不当得利。但问题是，这家公司是“通道”还是“壳”——这一点决定了钱有没有可能追回来。
二、被骗的钱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刑事追赃退赔。立案后，公安机关冻结涉案账户，查明资金流向，追缴赃款后按比例退赔给受害者。这条路依赖警方侦办的速度和资金流向是否清晰——钱如果已经被转走，追缴的周期会很长。
第二条路：民事诉讼。以收款方“不当得利”或“协助诈骗”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这条路的前提是收款方账户里还有钱，或者能够证明收款方与骗子之间存在关联——证明它不是“通道”，是“壳”。如果它是壳，它是共犯；如果它是通道，它也是受害者。
两条路不是互斥的，可以并行推进。刑事追赃不收费，民事诉讼要打官司；刑事追赃快，民事诉讼慢；刑事追赃靠警方，民事诉讼靠自己。
三、最后一道关：执行
判决下来了，不等于钱回来了。如果被执行人名下没有财产，钱已经转移走了，那一纸判决就是一张白纸。这是执行律师的活：查被执行人名下的资产——银行账户、房产、车辆、股权、保险——然后冻结、划扣、拍卖。
陈先生的789万，六天内转给一家陕西公司。每一层转移，都在消耗可被识别的资产数量；每多一个“如果”——公司已注销、账户没来得及冻结、钱又被转走——执行的难度就上升一档。
普通人被骗后，第一反应是报警，这没错。但报警之外，还有四件事应该在24小时内做：
第一，报警时明确要求止付冻结。不仅要报案，还要明确要求警方对收款方账户采取止付和冻结措施。
第二，保留完整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全部存好。证据链的完整程度决定了后续民事诉讼和执行的起点。
第三，查清收款方的工商信息。公司叫什么、注册地、法定代表人是谁——这些信息决定起诉的对象是谁，决定走刑事追赃还是民事诉讼。
第四，评估执行可能。收款方账户冻结后，账户里还有多少钱？有没有其他资产？如果账户已经空了，有没有其他主体可以追加？这个评估应该在做决定之前完成，而不是在决定之后。
防骗文章已经很多了。追赃的文章很少。因为追赃比防骗复杂得多，也冷门得多。这笔钱能不能追回来，取决于冻结的速度、资金转移的路径、收款方的性质，以及执行程序的推进效率。
陈先生的案子，还在侦办中。他的钱能不能回来，现在没人能下结论。但能确定的是：等判决下来才开始找钱，已经太晚了。执行在判决之前就该进入——从报案那一刻起，每一分钟都在决定最后一公里的路况。